“戒网专家”杨永信最近推出以电流刺激脑部的电击治网瘾方法，在他的网戒中心，大多被强行押制入院的孩子受到电击，并服用精神类药物。对此，大部分“网瘾孩子”家长表示认同。（中国青年报5月7日）

用1~5毫安电流刺激脑部，会不会给孩子带来身体上的伤害?接受“治疗”的孩子是否真正戒掉了网瘾，还是在那台恐怖的机器的威慑力之下暂时“变乖”？这需要专家鉴定，在此不作议论。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家长有没有权利强行押制孩子进入医院，接受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一名曾被电过的孩子说：“那种感觉生不如死，电太阳穴就像用毛线针从一边扎进去，再从另一边扎出来的感觉差不多。电手基本是电头疼痛的四倍。”

我相信，“戒网专家”杨永信坚信自己是为了“救孩子”，所以他才会对自己以电流刺激脑部的电击治网瘾方法如此得意，才会在家长们还对电击的强度含糊其辞时——有的说，只有“0．3~0.5毫安”，有的认为是“0．1~0.5毫安”——自信地告诉记者，一直是1~5毫安。

我也相信，那些送孩子来“网戒中心”的家长也坚信自己是为了“救孩子”，所以他们才会大声控诉一些媒体及一名前来暗访的记者素质低、居心叵测，直斥将网戒中心说成“电休克”、“集中营”完全是污蔑：“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想要害孩子的人！”

那么，在“救孩子”的光明正大的理由下，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呢？事实上，这种为了“孩子好”的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比如中小学的“圈养教育”、监狱式管理、不准学生上课时如厕……据称都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的安全，为了孩子全身心投入学习，为了孩子考出好的分数、为了孩子“健康而光明”的未来。

可是，家长、老师和医生们，忘记了一点，孩子是人，他们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种为孩子好的方法，并没有把孩子当人，尊重他们的最基本权利。也许，家长、老师和医生会说，他们已经这样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可是，有待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之所以如此，恰恰是一直以来，家长、老师们没有把孩子当作“人”，而是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考试的工具来对待。同样是针对青少年网瘾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网瘾学生的家庭教育存在严重问题，在家庭中与父母缺乏沟通，感受不到亲情，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十分粗暴，动辄打骂，严禁干这干那；还有的学生则在学校里被老师“边缘”，以“差生”视之，他们在现实中体会不到尊严，只有在网络世界去发泄郁闷情绪，获得平等甚至英雄般的感觉。这也是我国中小学生网瘾十分严重，而在计算机和网络普及率很高的美国，青少年的网瘾却不严重的重要原因——在美国，教师和家长不是让孩子与网络隔绝，而是鼓励孩子上网，利用网络学习与研究，并交给他们正常的上网方法，引导他们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

用以上强制手段治网瘾，不过是粗暴教育、管理的继续，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虽然杨永信本人认为治愈率100%，但他所在院的一名工作人员称，接连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送回来的孩子。而且，陆续有一些自称曾接受过治疗的少年，聚集在百度杨永信贴吧里，对其治疗方式进行了全面批判，他们认为，杨是利用“电休克”手段逼迫孩子们就范。也就是说，他的治疗对象还在网上直接否定他的治疗结果。

当然，让已经习惯管教孩子、不把孩子当人的家长和教师、医生，自动改变观念和态度，学会尊重孩子、爱护孩子，是不现实的。这就要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严格执行做起，把对孩子的教育、权益保护纳入正规。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未成年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力量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但对应于学校保护、家长保护、社会保护，我们并没有一个具有执行力的机构，而司法保护也很少启动。如果学校内部有教师委员会、学生会，而校外有家长委员会、学区委员会，学校做出一项决策，家长委员会、学区委员会拥有参与权、监督权，甚至决策权，事关学生权益的办学活动，比如补课、办培训班、排名、收费，必须通过学区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教师委员会的审议，并听取学生的意见，而不能由学校领导说了算；如果对于学校、家长做出违反孩子权益的事，社区委员会、司法机构立即介入，纠正学校和家长对孩子的管教办法，严厉问责；如果对于社会的违法行为，比如不能向未成年人开放的场所（网吧和歌厅）向未成年人开放，不能向未成年人销售的商品（酒和香烟）向未成年人销售，都会依法严惩，那么，在由学校、家庭、社会、法律共同培育成长的土壤上， 孩子才会真正拥有健康和光明的未来。

以上问题，值得学校、家长、社会机构和法律部门深思。救孩子、为孩子好，就要学会真正爱护孩子，尊重孩子的权益。对于这一事件，我们期望司法机构，维权部门能介入调查，以保护未成年的权益；面对孩子已经陷入网瘾的现实，学校、社区组织要跟进，形成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合力，真正关心孩子，而不是由家长独自来面对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才是治疗网瘾的根本之策，才不会陷入“家长粗暴管教、学校边缘化孩子、网吧机构违法经营，引发孩子网瘾，再用粗暴方式医治网瘾，进一步引发孩子痛恨”这样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