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心理健康网

年前，他们都因家庭发生变故沦为孤儿；十年后，他们仍依稀记得曾在孤儿院相识的对方，但两人的命运却已大不相同。一个仍孑然一身，四处漂泊；另一个却已成为小有名气的雕塑家。一对孤儿截然不同的十年人生经历，带给社会关于“异常少年”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深切思考。

　　万涛漂泊的路还有多远

　　1996年6月1日，8岁的万涛和大他两岁的哥哥万波一起离开陕北子洲老家，住进三原县的儿童村。老家的乡亲很为这对不幸的孤儿兄弟从此能过上有吃有穿有学上的好日子感到高兴。然而9年过去了，小哥儿俩却不如人们想像中那样在社会关爱中享受安稳快乐的生活，哥哥万波刚刚成人便因持刀杀人锒铛入狱，万涛也中途辍学，四处打工，继续着更为孤单的流浪生活……

　　坐在记者面前的万涛单薄而瘦弱，很难想像，17岁的他怎么在建材市场里靠卖力气养活自己。找到他也并不容易，他频频地变换打工的地点，半个月前又辞去一份在灯具店送货的工作。记者通过他的亲友、老乡及一起打工的伙计等人多方寻找才找到他。

　　万涛已接近成年，一只眼睛因幼时受伤几近失明，身材单薄、神色胆怯，多年漂泊的生活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内心的沉重和压抑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

　　他告诉记者，原来干的那家灯具店活儿太累，加上丢了老板一箱货被扣了工钱，就干脆不干了。现在他在白家口一家铝合金装饰部打工，每月仅有300元工资，但他比较满意的是可以在店里吃住，这意味着他能够早点搬离在助养人公司的住所，从而结束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万涛兄弟的不幸，始于幼年时父母先后不幸身亡。在被好心人送到儿童村后，兄弟俩过上了两年相对安稳的生活，生平第一次走进了课堂。但万涛说自己当时并不喜欢待在儿童村，因为那里集中了很多没人管的孩子，不像个家，所以当西安一名企业家表示要助养他们兄弟时，他非常激动，觉得自己是有“家”可回的孩子了。

　　1998年4月，万涛和哥哥随那位曹姓的企业家来到西安，但等待他的“家”不过是助养人公司的一间宿舍。助养人给他们改了姓名，并为他们在附近的学校报了名，平常哥儿俩就在公司吃住。万涛回忆说：“当时我俩都挺怕他（助养人）的，很少到他家里去，但越是不去，他就越不高兴，可能是觉得我们没有良心。”2003年10月，万涛在公司接到助养人的电话，让他不要再去学校了，说他年龄大了，该学个手艺了。此前哥哥万波小学毕业就已辍学，留在助养人的公司打工，但没有收入。万涛还记得哥哥听说也不让他上学了很是着急，反复追问：“他凭啥不让上？凭啥吗？”而助养人认为，自己与儿童村签署的助养协议约定期限为5年，而且几年中他为小哥儿俩上学已经花去了5万元，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万涛的堂兄万光荣也说，当年他到西安看望两个堂弟时，那个助养人就建议他把俩孩子带回老家，但他觉得孩子回到老家那个穷地方不会有什么出息，就请求助养人为他们在城里谋个出路。但万涛后来也未能去学什么手艺，也和哥哥一样在助养人的公司干活。

　　“如果当时带他们回家，就不会有后头这事儿。”万光荣至今想来仍很后悔。2004年3月，万波在助养人的公司里持刀将门卫李某活活砍死。据他被捕后供述，他们兄弟俩经常遭到李某的欺负，却没有人管，于是产生了报复杀人的念头。万波一审被判处死刑。目前，其堂兄万光荣出面聘请了律师为他上诉，希望能保住他一条性命。

　　“我觉得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哥。”万涛说，哥哥在辍学以后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很少同他讲话，他也搞不清楚哥哥心里究竟想些什么。但现在看来，哥哥的性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发生了变化的，“如果那时候有人跟他说说话，开导开导他，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对于万涛而言，3岁时父亲自杀、8岁时母亲病故、16岁又眼睁睁看着相依为命的哥哥被警察带走，没有人能体会接连不断的家庭悲剧对这个少年心理产生的影响。对于记者的很多问题，他都回答“没感觉”，包括对于即将到来、可能决定哥哥生死的二审判决。他只是断断续续地提到：这些年里自己从来没有真正高兴过，总觉得不自由、不快乐，生活境况差，也没有人真正从心灵上帮助和安慰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心里很孤单的人”。他也提到现在的老板对他还好，他希望能学到搞装饰的手艺，也算有个出路，但对于目前的生活，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文龙在迷途中获得拯救

　　见到文龙，是在他供职的西安超人雕塑研究院的工作室里，他正持刻刀完成一件展示民俗人物的作品的小样。此前，由他主创完成的几件民俗人物雕塑在各地展出后曾引起极大的关注，还有两件作品被中国蜡像馆收藏。

　　面对这个充满自信的年轻艺术家，记者很难将他与孤儿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文龙是三原儿童村第一批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家破人亡的遭遇令他早早辍学，再走进小学课堂时，已经是15岁了。儿童村让一个孤儿过上了衣食无虞的生活，但他内心却时常感到苦闷：家庭悲剧在他心里刻下深深的伤痕，前途更是一片茫然。当时的儿童村作为全国首家代养罪犯子女的民间福利机构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每当有爱心团体到访，文龙就躲得远远的。已经懂事的他，总不愿过多的提及往事。两年后他小学毕业，继续求学已不可能，只有在儿童村安排下找个生存的门路。但他身体矮小单薄，学历又浅，工作实在不好找。儿童村的负责人便带着他找到西安超人雕塑院的院长邹人倜。

　　邹院长是儿童村的老朋友。从儿童村成立起，他就没有停止过对这群特殊孩子的关注。当年，他和在美国的女儿共同助养了东周儿童村的一对姐妹，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也在当地儿童村助养了两个女孩，甚至他的一位美国朋友也在他的带动下加入助养孩子的行列。

　　“邹爷爷问我小时候喜不喜欢玩泥巴，我点了点头，他说：那你就学雕塑吧。”

　　那时的文龙，由于文化低，加上特殊的生活经历留下的心理阴影，总使他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缺乏自信。但幸运的是，他在17岁的人生转折期遇到邹人倜，这位老人不仅给了他一条生存之路，还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和感染着一个少年的人生观。

　　“我和他（邹人倜）名义上是老总和员工的关系，但实际上就像祖孙一样。穿的用的都是奶奶（邹的爱人李爱春）给买，周末就到他家里吃住，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在文龙20岁生日那天，邹爷爷请了很多人到家里聚会为他祝贺，包括好多儿童村的弟弟妹妹。在那天，邹爷爷郑重的对他说：“中国人讲三十而立，我给你十年时间学得一技之长。”但仅仅4年时间，文龙就开始独立完成一些作品的创作，其构思和技法很快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目前已有两件由他主创完成的作品《朱元璋》和《满族少女》被国家级的博物馆——中国蜡像馆收藏。

　　2005年年初，超人雕塑院推出一系列表现“老行当”的人物雕塑作品，其中一件《吹唢呐》就出自文龙之手。作品刻画的是一对祖孙的形象，陕北老农装扮的爷爷投入地吹着唢呐，靠在他腿上的小孙子拿着爷爷的烟斗也模仿着吹唢呐的样子，雕塑形态逼真、构思巧妙，观者无不为其中表现出来的亲情所触动。文龙在向记者解读作品的构思时提到，他特意把孙子的眼神落在爷爷的脸上，表现出孙子对爷爷的依恋和崇拜。记者了解到，文龙12岁时家庭破裂成为孤儿，也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祖父。所以在记者看来，这件作品蕴涵着他对于自己与邹人倜之间特殊亲情的感悟。

　　文龙告诉记者，在他挣到第一笔奖金之后，他买了一套刘墉的作品———《超越自己》《肯定自己》《相信自己》，送到儿童村。因为在他刚刚学艺、因自卑而苦闷的时候，一位帮助过他的女大学生送了他这几本书，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说，将来我有了能力，一定会像邹爷爷那样帮助有需要的人，是他们让我知道，你的一点点付出，就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谁为他们守望人生的岔路口

　　邹人倜把失去家庭温暖，流浪社会，可能步入歧途的孩子称作“岔路口的孩子”。一路守望一个孤儿长大成人，他深有感触：“在孩子最关键的人生阶段，可能因为一种提醒或者收留，就能使他避免走上犯罪的道路，从而改变他一生的命运。”他强调，帮助一个孤儿，不是仅仅给他一碗饭吃，还要给他关爱，给他心灵的温暖。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的专家石学云在剖析这两个案例时指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有两个关键时期：一是幼儿期，需要在健全的家庭中成长；二是青春期，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自我的判断和自我的思考，这时需要成人对他进行指导。如果这两个时期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帮助和关照，就可能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不良的影响，从而脱离正常的发展状态。专家认为，逆境会给孩子带来压力，也可能为他们提供自我锻炼和自我应对的环境。有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走上不健康的道路寻求自我适应；也有人会不断克服困难，通过自我努力，实现目标，这取决于个体的人格状态，也取决于外在环境的影响，包括社会大环境和生活小环境。

　　有各种调查都显示，异常家庭子女产生行为问题的比率更高。陕西同泰律师事务所的刘丽英律师曾为多起青少年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她所接触的青少年罪犯大多是16岁左右，不少是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家庭监护的。缺衣少穿是他们普遍的生活境遇，更重要的是，他们因缺乏教育和引导，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容易走上歧途。面对巨大的可能滋生“犯罪后备军”的土壤，社会对于特殊儿童的救助显得尤为迫切。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我国流浪儿、孤儿等特殊儿童的出路包括：送交其亲属；被收养；到儿童福利院等机构；接近成年接受技能培训后自食其力。而采访中不少人都提到，这些救助方式更多只是保障他们的生存，还没有更多考虑到他们的发展。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教授兰继军则认为，目前对于特殊儿童的关照不足还体现在国家立法不严、政府监管不力上。他指出，《青少年权益保护法》基本覆盖了正常发展状态的少年儿童的权益保障，但对于异常处境的少年儿童的权益没有完全体现，对于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照是片空白。一些福利机构权限不明、职责不清，配套不完善，监管不力，不能完全满足特殊儿童成长中的心理需求、教育需求和就业需求。

　　“什么都不能代替一个家庭对于孩子的温暖。”记者了解到，在救助流浪儿童方面，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保护中心采取一种“临时妈妈”的救助方式，即鼓励社会上有爱心的人士来做流浪儿童的“临时妈妈”。“临时妈妈”主要是在周末把流浪儿童接到家里，使流浪儿童感受家庭的温暖。专家们也倾向于以家庭助养的方式救助处境不利的儿童，“但政府不能把责任推向个人”，在救助形式上，专家们强调制度的保障和资源的合理搭配是关键。他们认为，金钱、爱心、知识等都是资源，这些资源必须通过政府协调运作，进行合理搭配、优化重组，从而更有效的发挥作用。“那名曹姓的助养人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却因为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对孩子进行关爱和教育，最后只能是前功尽弃。”所以专家们一致认为，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成立更多的福利机构并完善其功能；一方面要健全立法和完善制度，监控民办福利机构的体系健全及考察助养人家庭的能力和效果；同时，更要加强对社会风尚的倡导。